伯恩斯坦最近可是忙得焦头烂额，不知为何，近日来中国各地屡屡有教案发生，不是教堂被人蓄意破坏，就是有教民被人杀害。
但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教民的安全并不由他们公使馆负责，最多他只能督促当地官员严惩凶手，给教民们一个交代。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教堂和宗教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和影响的一种方式。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教堂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的传播点，也成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载体。
这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既有积极的一面，比如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教育理念的了解和吸收；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在某些情况下，教堂成为了帝国主义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和侵犯中国主权的象征。
所以，才有那么多清醒的国人去反对洋教，以至于发生与教民之间的冲突。但每一次教民都会仗着洋人撑腰胡作非为，导致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吃亏，双方积攒的矛盾逐渐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然而，在满清之前的朝代都不是这番景象。天主教从大唐时期就已传入中国，那时的天主教又称作景教，景教在华“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谓盛况空前。
但因唐武宗诏令禁止佛教流传，拆毁天下寺庙，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也被波及，共有两千多名教士被逐，一时绝迹于中原。
而后的各个朝代，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又死灰复燃，并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盛况。不过，他们大多时候都会遵守律法，不敢有任何造次。
直到神宗万历四十四年，有些狂热的传教士摒弃了利玛窦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天主教在华的第一次教案——南京教案。
当时朝廷处理教案的方式非常决绝，勒令将所有传教士们全部驱逐出境。于是，传教士有些被杀，有些被下监牢，日后又驱逐出境。最终，在崇祯准许传教士重新进入中国之前，天主教已销声匿迹。
但同样是教案，满清只会一意偏袒传教士和教民，不会合理处置双方的冲突，将积怨越积越多。在大明复国后，老百姓们受到了极大的鼓励，也因此才会有各地都在发生教案的这一奇特现象。
倒上一杯白兰地，伯恩斯坦惬意地躺回了沙发上。他轻轻摇晃着手中的白兰地酒杯，琥珀色的液体在灯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享受着那混合着果香和木桶陈酿的香气，然后缓缓地将酒杯送到唇边，小口品尝着这来自法国的美酒。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伯恩斯坦感觉一阵愠怒，忙了那么多天就不能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吗？但工作要紧，他只好随口问道：“什么事？”
站在门外的是他的贴身秘书，只听他说道：“公使阁下，外面有一位自称大明特使的人找您，希望得到您的接见。”
“大明特使？”伯恩斯坦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知道远在中国西部有一支地方力量正在崛起，试图推翻满人的统治，可他们为何找自己，难道是想得到德意志帝国的承认吗？恐怕是在痴心妄想吧！
不过，作为一名公使，他的职责就是为德意志帝国攫取利益。反正答不答应是自己的事，先听一听他说什么又有何妨。于是，他答道：“请他进来吧。”
过了好一会儿，秘书带进来一名左边耳朵缺少一半的中国男子走了进来。闻到他身上驳杂的脂粉气，伯恩斯坦不禁皱了皱眉头。
“半只耳”蒋老二大咧咧坐到沙发上，一点儿也不感到拘谨。他的脸上时刻挂着一丝狡黠笑容，眼中闪烁着精明而又略带沧桑的光芒，让人感觉亲近但又隔绝，十分复杂。
伯恩斯坦好整以暇地盯着蒋老二看了半天，直到他自己都感觉有些无趣了，这才问道：“首先我得恭喜你们那位祝大人重建了自己的国家，但让我不理解的是，你们为何会觉得自己能赢下中国的统治权力？”
“因为，我们站在多数国人的一边，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蒋老二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这可不是无端的臆想，而是现实在告诉他，只有祝灏及内阁的阁老们通力协作，才能真正拯救半只脚落入深渊的中国。
“哦？”伯恩斯坦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蒋老二的表情，见他一副坚定的神情，立马意识到，这人绝不会因为被清政府抓住便可以妥协，于是，也就放弃了吓唬他的打算。一时间，双方又沉默了下去。
时间在一点一滴流逝，两人之间的沉默像是一堵无形的墙，隔开了彼此的思想和立场。在这静默中，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微弱的呼吸声和远处街道上的嘈杂声偶尔打破这片寂静。
不知过去了多久，伯恩斯坦摇晃着手中的酒杯问道：“说吧，你今天来这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