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三年（843年）八月，乌介可汗再次南下，逼近振武。刘沔派遣麟州刺史石雄率前锋袭击回鹘牙帐，乌介惊慌失措，弃辎重而逃。石雄乘胜追击，大破回鹘军，斩首万人，收降二万余人。乌介向东北方向逃走，最终归附黑车子族，其溃散部队三万多人向卢龙镇投降。三年后，乌介可汗在被黠戛斯追击时，遭到部下的谋害。自此，回鹘汗国彻底瓦解，分散成为多个小部落，再也无法构成对唐朝的重大威胁。此后，唐朝北部边境享受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安宁。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唐朝在处理边疆危机时的果断与智慧，不仅有效遏制了回鹘的威胁，还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唐武宗通过灵活的战略部署，成功的化解了这场潜在的危机，巩固了唐朝在北方的统治地位。
5.谋划西域
随着回鹘的衰微和吐蕃内部的混乱，唐朝看到了收复河西走廊地区（即河、湟四镇十八州）的机会。唐武宗决定采取行动，以恢复唐朝在这一重要战略区域的控制权。为此，他任命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负责储备兵器和军粮，并侦察吐蕃边境的防御情况，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刘蒙的任务不仅限于物资筹备，还包括详细调查吐蕃边防的兵力部署，以便制定出更为精确的作战计划。这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唐武宗对于重新掌控河西走廊的决心，也为后续的实际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唐朝也在考虑是否应该趁机光复曾经失去的西域领土。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而回鹘汗国覆亡后，黠戛斯占据了安西和北庭都护府。黠戛斯有意将这些地区交还给唐朝，这给了武宗一个难得的机会来重振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
然而，当武宗派遣赵蕃出使黠戛斯商议此事时，宰相李德裕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指出，安西距离长安七千多里，北庭也有五千多里远，即便黠戛斯愿意归还，朝廷也需要重新设立都护府，并征发大约一万名士兵进行驻守。考虑到后勤补给线过长，以及大量军需物资运输的困难，李德裕认为这样做会耗费过多的人力物力，仅仅是为了一个光复失地的好名声，可能并不值得。
鉴于这些实际困难，唐武宗最终搁置了光复西域的计划。尽管如此，武宗对河、湟地区的重视并未减弱，继续推进针对吐蕃的准备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唐武宗时期的西域光复计划未能实现，但到了唐宣宗时期，张议潮成功收复了河西地区，完成了武宗未竟的心愿。张议潮的胜利不仅恢复了唐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也标志着唐朝在西北边疆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通过上述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唐武宗及其智囊团在面对外部机遇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既抓住了可以立即实施的机会（如复河、湟），又审慎评估了长远目标的风险与收益（如光复西域）。这种务实的战略思考，反映了当时唐朝高层对于国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对外政策的理性选择。
经济改革与成效
1.禁止官吏经营质库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致力于整顿吏治和改善民生，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禁止官吏从事质库（即古代的当铺）业务。根据会昌五年（845年）的赦文，唐武宗强调：“古时享受俸禄的家庭，仅依靠俸禄生活，不应与其他民众争夺生计机会，如此才能使大家各得其所，家家自足。”因此，对于那些既做官又经商、放高利贷的官员，朝廷明确表示将予以禁止，并委托御史台负责监督和上报违规行为。
这项政策不仅体现了武宗对官僚队伍廉洁性的高度重视，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官吏通过私营高利贷获取不当利益的情况，从而保护了普通百姓的利益。虽然此举可能部分影响了政府从高利贷中获得的收入，但它有效地防止了官民争利的现象，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
2.设置备边库
为了储备物资，强化边防能力，会昌五年（845年）九月，在宰相李德裕的建议下，武宗设立了“备边库”。按照规定，户部每年需从赋税中储存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则从盐铁税收中同样储存十二万缗匹；次年起，这一数额减少三分之一。此外，各地进献给朝廷的助军财货也将全部存入备边库。度支郎中被指定为该库的主要管理者。
设立备边库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应对边境安全挑战，同时也反映了唐武宗对军事防御的重视。通过集中管理和合理调配财政资源，唐朝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动员必要的物资支持，增强了国防实力。
3.经济复苏与人口增长
得益于这些政策和其他相关措施，会昌年间，唐代的户口数量显着增加，相比安史之乱期间翻了一番以上，人口也逐渐恢复并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这也表明，唐武宗李炎时期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综上所述，武宗在会昌年间推行的经济政策，不仅有效提升了官僚队伍的廉洁性，还加强了边防储备，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这些措施也促进了经济复苏和人口增长，使得唐朝在经历了长期动荡后开始重现生机。
文化方面
自会昌元年（841年）起，唐武宗李炎在李德裕等人的建议下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改革措施。首先，朝廷淘汰了部分僧尼，并拆毁了大量小寺、山房和兰若等非正式宗教场所，对僧尼的某些活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
1.加强对僧尼的管理
会昌二年，唐武宗进一步加强了对僧尼的管理。他下令遣返“保外无名僧”，禁止设立“童子沙弥”，并且要求原从事杂工或不守戒律的僧尼还俗。此外，武宗还规定僧尼不得无限占有奴婢，每位僧人限留一名奴隶，每位尼姑限留两名婢女。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规范宗教人员的行为，减少寺院经济对社会资源的占用。
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废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处决了摩尼教僧侣，并没收其财产。翌年，他下令禁止供奉佛牙，并拆毁各地的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勒令相关僧尼还俗并送归原籍。
2.大规模灭佛运动
从会昌四年（844年）二月开始，唐武宗李炎颁布了一系列更为严厉的规定，包括禁止供养佛牙，严禁在特定寺庙如五台山、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地供奉佛指骨，违者将受到杖责处罚。至会昌五年（845年），更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展开：
- 还俗命令：起初规定40岁以下僧侣全部还俗，随后扩大到50岁以下，最终连50岁以上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也被迫还俗。甚至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不得幸免。
- 寺院裁撤：全国上州仅保留一所寺院，下州则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最初允许保留十所寺院，每寺僧侣10人；后来改为各留两寺，每寺限留僧30人。京师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 财产处理：拆毁寺院所得金、银、铜交由盐铁使铸钱，铁则用于铸造农具。还俗僧侣被编入国家的纳税户，外国人则遣返回国。
影响与后果
这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26万余僧尼被迫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拥有的良田数千万顷及奴婢15万人。同时，武宗还取缔了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和回教（伊斯兰教），撤毁所有相关寺庙，驱逐或强制还俗相关人员。
动机分析
唐武宗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 经济考量：佛教寺院规模庞大，不参与国家赋税体系，这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损失。过多的僧侣减少了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 个人信仰：武宗本人更倾向于道教，即位之初便召道士赵归真等人入宫修道场，并亲自受箓。一些道士利用这一机会鼓动灭佛，提出了关于“黑衣天子”的谶言，暗示佛教会对李唐皇权构成威胁。
- 政治合法性：有观点认为，唐武宗通过崇道抑佛来巩固自己的皇位合法性，因为道教具有皇家宗教的特质，能够强化敬宗法祖的形象。
后续发展
尽管会昌法难对佛教造成了沉重打击，但并未彻底消灭佛教势力。唐武宗李炎离开后，他的后继者唐宣宗李忱，不仅恢复了佛教的地位，还杖毙了之前参与灭佛的道士赵归真等人。因此，会昌法难更多地是一次行政手段下的宗教改革，而非完全的宗教灭绝。佛教在一些半割据的藩镇地区仍然得以保存，从而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总之，会昌法难是唐代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宗教格局，也反映了统治者对于国家治理和宗教关系的复杂思考。
会昌时期的民族与对外关系
会昌年间，唐朝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展现了其作为东亚强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会昌二年二月，牂柯（位于今贵州一带）和南诏（位于今云南地区）派遣使者前往长安朝贡，表明了这两个南方政权对唐朝的臣服和友好姿态。
同年九月，契丹首领屈戍表示归顺唐朝，被授予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的官职。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收回了回鹘曾经赐予契丹的旧印，并改赐唐朝铸造的新印——“奉国契丹之印”。这标志着契丹正式成为唐朝的附属势力，也体现了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有效管理和整合能力。
同年的十月，吐蕃赞普朗达玛逝世后，吐蕃使者论赞等人前来唐朝通报哀讯。李炎派遣将作少监李璟前往吐蕃进行吊祭，此举不仅表达了对盟友的尊重，也有助于维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黠戛斯可汗派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人入朝进贡。黠戛斯可汗计划迁居原回鹘可汗居住的牙帐，并请求出兵平定回鹘乌介可汗的具体日期及与唐军会合地点。对此，唐武宗回应以诏书，表示将在当年秋季下令幽州、河东、振武、天德四镇出兵屯守要道，拦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逃亡人员，并按照过去册封回鹘的惯例册封黠戛斯可汗。这次交流反映了唐朝与黠戛斯在对抗共同敌人时的合作意愿。
到了会昌六年（846年）正月，南诏、契丹、室韦、渤海、牂牁、昆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再次派遣使者入朝。十七日，武宗在麟德殿隆重接见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使者，展示了唐朝的威仪与包容。特别是二十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亲自入朝觐见，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上述外交活动可以看出，会昌年间唐朝积极维护和发展与周边各民族及国家的关系，既体现了大唐帝国的强大吸引力，也为边疆稳定和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武宗及大臣们巧妙运用外交手段，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取得了显着成效，确保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历史评价
李德裕对武宗的评价
宰相李德裕在不同场合对唐武宗李炎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军事和政治决策方面。他曾在《资治通鉴》中提到：“今春泽潞未平，太原复扰，自非圣断坚定，二寇何由可平！”这句话强调了唐武宗李炎在面对内外双重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果断决策能力。李德裕认为，正是由于武宗的坚定决心，才使得两次叛乱得以成功平定。
此外，李德裕还为武宗撰写了《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赞》，诗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他描述了武宗统治时期的辉煌成就，包括北伐猃狁、西服坚昆等军事胜利，以及通过智慧和勇气解决国内纷争的能力。李德裕将武宗比作天上的星辰，光照四方，涵育万物，尊严如神，赞美他在治理国家时秉持中和之道，以德化民，以仁持盈，展现了他对儒家理想的实践。
官方《遗诏》中的功绩总结
在总结唐武宗执政生涯的《遗诏》中，朝廷对其功绩做出了正式而全面的评价。《遗诏》指出，武宗即位以来，恭守先人留下的伟大基业，临御天下整整七年。这期间，他日夜忧心国事，致力于推行重大政策。他成功翦除了狡猾的外敌，与远方的坚昆建立了友好关系；讨伐了壶关的刘稹，擒获了并州的杨弁，确保了边疆的安全稳定。同时，他还废除了摩尼教的非法活动，革除了佛教中的不良风气，避免了这些宗教势力对民生的侵蚀，促进了正统教义的发展，逐步改变了社会风俗，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前进。唐武宗李炎始终关心百姓的生活，努力营造一个合理有序的社会环境，随着施政理念的深化，亲自处理政务的态度更加勤奋。
无论是李德裕个人的赞誉还是官方《遗诏》中的评价，都一致肯定了武宗在其短暂但充满活力的七年统治期内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他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显着成果，在内政管理尤其是宗教改革方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和远见，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努力不仅巩固了中央政权，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北宋学者石介的高度赞誉
石介在其着作中对唐武宗李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赞赏他在处理佛教问题上的英明决断。他这样评价道：“在有唐之时，宪宗迎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切谏。到了武宗皇帝，则彻底拆毁全国寺庙，遣散所有僧尼，销毁一切佛像。武皇帝的英威如此显着，谥之曰‘武’，实至名归。”石介进一步指出，古代帝王以武力定天下而使人心服者，有周武王；以征伐威慑四夷而来朝者，有汉武帝；而以睿智英断、聪明正直去除佛教弊端者，则首推唐武宗。
他认为，佛教在唐朝根基深厚，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历经数百年，即使如唐太宗之圣神、唐明皇之仁勇、唐宪宗之英睿，皆未能根除其影响。然而，武宗皇帝在众多先王之后，凭借个人智慧和果断决策，毅然决然地清除了这一长期困扰国家的问题，其功绩远超周武王与汉武帝。
欧阳修对李德裕及武宗的肯定
欧阳修在其《论乞谕陕西将官札子》中也高度评价了唐武宗及其宰相李德裕。他提到：“臣见唐武宗乃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为贤能，当时用兵征伐，指挥将领，处置军国大事，总是通过诏书来约束和激励，因此最终成就了辉煌的功业。”欧阳修强调了李德裕在军事指挥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卓越才能，以及他如何辅佐武宗实现了国家的强大与稳定。
范祖禹对李德裕治理三镇的赞扬
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同样对李德裕赞不绝口，特别是他对河北三镇（成德、魏博、卢龙）的有效治理。范祖禹认为，“李德裕以一相之身，却能够制御三镇，如同运转于掌心之间，使得唐武宗得以长久享国，若此局面得以持续，天下岂有不平之事？”范祖禹赞扬了李德裕的治国能力和政治智慧，指出他不仅成功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还为国家带来了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
无论是石介对武宗教改革的激赏，还是欧阳修、范祖禹对李德裕辅政能力的认可，都反映了武宗时期在政治、军事和宗教政策上的显着成就。这些评论不仅突显了李炎作为一位英明君主的形象，也彰显了李德裕作为贤相的关键作用，他们的合作为唐朝后期的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章。
关于武宗李炎的轶事典故
《十玩图》与动物别号
武宗还是颖王时，对各种动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其邸中豢养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他挑选了其中“可人”的十种动物，绘成了一幅名为《十玩图》的作品，流传后世。这些动物被赋予了富有诗意的外号：鹤被称为“九皋处士”，白鹇为“玄素先生”，鸡为“长鸣都尉”，龟为“灵寿子”，猴为“惺惺奴”，犬为“守门使”，驴为“长耳公”，猫为“鼠将”，鹿为“茸客”，鹦鹉则被称为“辨哥”。这不仅展现了李炎对自然界的热爱，也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细腻品味。
心热病的治愈
据《普济方》等古籍记载，李炎曾患过心热病，病情严重到让群医束手无策。关键时刻，青城山的一位姓邢的道人献上紫花梨，绞汁服用之后，李炎的病情得以痊愈。这事不仅反映了古代医药知识的局限性，也展示了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特殊地位。
震慑神策军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宦官首领仇士良因见武宗皇帝日益亲近宰相李德裕而感到恐惧，便散布流言，称“宰相作赦书，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企图煽动禁军闹事。李德裕得知后立即向武宗报告了此事。李炎迅速采取行动，派遣使者前往神策军宣布御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安排都是朕的决定，与宰相无关。”这一果断举措震慑住了将士们，就此平息了潜在的动乱，也彰显了李炎作为君主的权威和决策力。仇士良因此惶恐不安。
与王才人的故事
邯郸人王氏十三岁时因擅长歌舞入宫，后被唐穆宗赐予当时还是藩王的李炎。王氏机智聪慧，在文宗病重期间协助李炎取得了帝位。武宗即位后，王氏晋升为才人，深得恩宠。她身材修长，面容与李炎相似，每当李炎在苑中游猎时，王才人总是身着类似的服饰跟随，甚至让人难以分辨谁是皇帝。这种独特的互动方式成为宫廷中的一段佳话。
武宗曾有意立王才人为皇后，但遭到宰相李德裕的反对，理由是王才人无子且家族背景不显赫，可能引发非议。尽管如此，王才人始终忠心耿耿地陪伴在武宗身边。武宗长期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老，身体逐渐衰弱。王才人时常对亲近的人表达她的忧虑。当武宗病重时，王才人日夜侍奉，武宗感叹自己气息奄奄，情虑耗尽，表达了诀别的意思。武宗去世后，王才人在幄下自尽，其义节感动了所有人。唐宣宗即位后，表彰王才人的节义，追赠她为贤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