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刚刚进士及第不久就听人说，作为荆州守的王兵部常以伯乐自许。
出于敬佩与今后的仕途之中结交之便，苏轼就给王兵部去了一封信。在信中，苏轼以伯乐相马的故事起笔，说若能让王兵部也能看上自己一眼，自己终生的志向也就能实现了。
当然，这也是古代士子的为官经营之道。
嘉佑四年（1059）岁末，苏轼的长子苏迈也在荆州过的年，至于这小子是在出蜀地已生，随船到荆州的还是在荆州所生已不可考，反正就在苏轼一家大啖荆州黄鱼时，苏迈是环绕在大家身边的。
这一年，被誉为有“万人敌”之才，后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音制），字方叔，号齐南先生、太华逸民，在华州（今陕西华县）也隆重地降生了。
年关闲来无事，苏轼游览了荆州南门内盗帝的息壤。
什么是息壤呢？“息”为生长之意；息壤，就是指能自己生长、膨胀的土壤。
据郭璞注《海内经》：“息壤者 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山海经》中就有“禹以息壤堙洪水”的记载。据说，鲧治水在荆州古城也留有息壤遗迹，位于南门外西侧城墙脚边，系一长约四十米，宽约十米的土丘，其上有石柱四根，以示标志。
还有一种说法：上古农业因为缺乏施肥的概念，所以需要靠休耕维持土壤肥沃，根据考古发现，尧舜时期，牛耕在北方旱田还没有出现，锄头和铲子还没有发明，松土非常困难，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和时间。鲧要在短期内兴建大量土堤封堵洪水，必然只能取用正准备播种的休耕土地上之前翻松好的土，也就是息壤。
荆州古城所谓鲧治水留下的一处遗迹，就是南门外瓮门内东垣下的一所高三尺许的小瓦堂屋。相传大禹曾铸石造龙之宫室置穴中，以塞水脉。唐开元年间，荆州牧裴宙曾命人掘开息壤内径六尺八寸的石城，结果当年就淫雨不止，只得又赶紧掩埋之，雨水最终才得以停止。
直到苏轼到此地时，还见到息壤状若屋宇，整体深陷地中，仅可见其屋脊。旁边有一石，上书：不可犯。
若有人不听，一旦用铁锨等农具取土，少则自行恢复原状，多则导致不期而至的雷雨来犯。每遇大旱年景，往往因故动土而祈来降雨，屡屡应验。
苏轼对息壤的此种义举大为感慨，专门作了一首上古四言诗以记之。除此之外，苏轼还观览了位于荆州津乡古城的荆王故宫——诸宫。
不仅如此，苏轼还在荆州期间给荆州人留下了《荆州十首》。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翁方纲据第七首中有“残腊多风雪”句，竟然判断出苏轼这十首诗并非一时所作。
翁先生的确不是一般的人才。
不过，这十首诗并没有具体所述，乃是荆州地方的风物人情，民族特色，比如荆州五方杂居，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荆人多彪悍，再比如荆州土人有食雁与竞渡戏船的习俗，等等。
这十首诗读完，清人纪昀点评道：
诗中有可以模仿杜甫的手法，并且大都是年少自负和初出时的意气方盛之作。与苏轼黄州之后的作品相比，今后的诗作中已不见了此时的指点江山之意气了。这也难怪，毕竟对一个只有二十多岁前途无量的青年苏轼来讲，倘若没有那些意气风发的举动倒也有些不正常了。
在荆州过完年，已是嘉佑五年（1060）的庚子年，苏轼已经二十五岁了。
正月初五，苏轼一家人自荆州出发，开始了陆行赴京师开封之旅。
自荆州陆行正北而上，即是荆门。
荆门本属汉时治县，荆、襄州之要津。唐末，荆州高氏割据，升格为军，北至襄州界一百七十里。荆门军有一处景观叫“惠泉”，惠泉位于今荆门市象山风景区东麓，发现于隋代，传说因山神将其甘泉恩惠于荆门古城的老百姓而得名。
惠泉属温泉，常年水温约在摄氏40度左右。每到秋冬季节，惠泉的泉水汇入文明湖，湖面雾气腾腾，水天相连。每当朝霞初升和夕阳西下时，苍松翠柏簇拥着象山的倒影映照在文明湖的水面上，辅之以阿娜多姿、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宛若仙境一般。
但唐人李德裕却认为此泉“兹泉由太洁，终不蓄纤鳞”，无非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翻版。苏轼的意思倒是很实在，“遂令山前人，千古灌稻麦。”（《荆门惠泉》）
在荆门，苏轼父子均题写了有关惠泉的诗作。荆门的都官（宋都官郎中掌徒流、配隶及京师各官署吏职补换更替，或以功过屡减磨勘）张维，也作了与苏轼父子有关于惠泉的唱和诗。
某天早上，苏轼从浰阳出发时，专门做了一首诗《早发浰阳》。但这个“浰阳”如今已经网搜不到，大约就是如今的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胡集镇的丽阳村一带，如今的丽阳村据说也是个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苏轼从浰阳出发，渡过汉水，一定是在日夜兼程的赶路中。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苏轼在行进途中又写了一首诗，是专门来记述夜行途中远观星星的影像，“天高夜气严，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
渡过汉水，观完星星，苏氏一家即到了京西南路的襄阳府地界。
襄阳绝对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平原腹地，是如今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成员、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堪称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素有“华夏第一城池”、“铁打的襄阳”、“兵家必争之地”之称。
襄阳还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此地孕育了楚赋的开山鼻祖宋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成语与典故流传至今。
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均发源和交汇于汉水流域，在这个有故事的地方，文艺繁荣、百花齐放，还孕育出了“襄阳古乐府”这种曲牌名。
但清代的纪昀认为：古时的“乐府”音节已失传，后世不过幕其字句。而杜少陵，则纯制新题，自是斩断藤手。李太白，虽用古题，多是不敢明言而托之古，亦非以此体为高。意思是说，就连李白与杜甫这样的重量级诗人，所作的乐府诗，也不过是仿其皮毛。
到了这里，不拘一格的苏轼却是将襄阳古乐府改作词牌用，用《襄阳古乐府》的曲牌名，仿写了《野鹰来》、《襄阳乐》和《上堵吟》三首词，分别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野鹰来》先写新城守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野鹰来，城东有台高崔巍。台中公子着皮袖，东望万里心悠哉。”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襄阳乐》写的则是刘道产的事迹。
刘道产，彭城郡吕县（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南朝宋大臣，太尉咨议参军刘简的儿子。此人在出任襄阳太守期间，善于治理百姓，在雍州政绩尤为突出。蛮夷中先后叛乱、乖戾不接受朝廷治理的人，都一概顺从推服，自觉到沔水一带居住。从此百姓安居乐业后，因此有了《襄阳乐歌》，所以这个曲调就是从刘道产那时开始的。
有评论家称，苏轼这三首《襄阳古乐府》真能直闯太白堂奥，东坡而后，罕有其匹。
又说《上堵吟》中“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台边游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此皆非有意学太白也，天才相近，故能偶然即似耳。
在襄阳府城南，苏氏父子游览了岘山，该山因西晋羊祜（蔡文姬的外甥，蔡邕是其姥爷）的仁德流芳后世，襄阳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息之地岘山建庙立碑，原名为晋征南大将军羊公祜之碑，简称羊公碑。
此后每逢时节，周围的百姓都会祭拜他，睹碑生情，莫不流泪。羊祜的继任者、西晋名臣杜预因此把它称作堕泪碑，堕泪碑现位于今湖北省的襄阳市。
襄阳城西十余里，有万山，苏轼因故当时没去成，但在其弟弟苏辙归来后的描述下也作了诗。
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是诸葛亮十七岁至二十七岁期间躬耕读书的成才之地。
诸葛亮在隆中的十年中，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密切关注天下大事。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在政治上逐渐成熟；频繁的社会交往，名士的垂青，又使他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公元207年，刘备在徐庶的推荐下，亲自三次来到隆中诸葛亮住的草庐，敦请诸葛亮出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三顾茅庐”。
到了隆中，自然是要纪念一下诸葛孔明的。当年杜甫诗赞曰：“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而苏轼此番前来，心中的感悟是：“空馀蜿蜒迹，使我寒涕垂。”（《隆中》）
作为着名美食家的苏轼，到了襄阳这座历史名城自然是要顺便满足一下自己食欲的。
首先说说苏轼所作的食鳊鱼诗。
鳊鱼是岘山下汉水中出产的极肥美的一种细鳞缩项阔腹淡水鱼，当地土人常以槎（船桨）断水，而这种鳊鱼喜欢紧跟槎后随槎游动，因号“槎头鳊”。
在诗中，大文豪苏轼不出意外地抛开了鳊鱼的美味，而是像杜甫老先生那样回顾了襄阳人孟浩然的诗句：试垂竹竿钓，果得查头鳊。杜甫《解闷》诗曰：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
苏轼吃过襄阳的鳊鱼后的感慨是：“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辍筋涕纵横。”（《鳊鱼》）总之是，像苏轼这样的文化人吃什么都能联想到历史人物，吃什么都能吃出不同凡响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