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经过为长子求婚先后被王坦之和郗超拒绝这件事情上，看到了士族门阀们人为设置的门槛壁垒是多么愚昧之极，而由于士族门阀垄断了朝廷资源，又有经济特权加身，实际上也就阻断了社会中下层人士们上升的通道，阶层垄断一旦形成，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失去了活力，显得死气沉沉，乏陈可新。
而桓温作为一名穿越者，实在太了解阶层垄断的危害性了，为了推动社会的变革，尽早实现东晋王朝国富民强，桓温在为大儿子操作完婚礼之后，决定上书朝廷，推行改革。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桓温十分郑重的向朝廷提出了一份奏疏，因为奏疏中针对当前的政治现状指出了七条弊病，因此也被称之为《七项事宜疏》。
这七条弊病分别是：
一、朋党雷同，私议沸腾。
二、户口凋敝，人口少得可怜，朝廷财务缺稀。
三、办事拖拉，一件事情办个十天半个月是常有的事，因为官员们从上到下都喜欢清淡，以善清谈为美事，闲着没事就去开沙龙搞清谈，没有几个正经干事的官员。
四、建议忠诚、干事勤快的官吏要褒奖、涨薪。
五、建议提拔官员不能光看家族背景，还得看个人努力，应该加大针对寒族官员的提拔力度，为朝廷注入新鲜血液，同时褒贬赏罚应当公允。
六、由朝廷选定官方教材，兴办教育，推动寒族素族及平民阶层的孩子读书。
七、选定史官，续写《晋书》，《晋书》自西晋初年阮籍等人开始书写后，因为接连发生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事件，大家都忙着逃难也没人管这事情了，因此桓温建议应该继续选择史官续写《晋书》。
这道奏疏将目前东晋朝廷内部的几大矛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都做了一一罗列和分析，针砭时弊，鞭辟入里，尤其是提到了要大胆提拔使用寒族人士，为国家效劳效力。
桓温在奏疏中指出，朝廷在用人上十分僵硬死板，凡是阿猫阿狗，只要你有一定的门阀地位，都可以出仕为官。而且越会清谈越吃香，整日空空而谈，不务实际，虽说谈道，实长浮华空谈之风，而且世人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名实不符者比比皆是，空谈浮华之恶习遍地开花。
所以桓温觉得，通过提拔务实的想做事的寒门子弟，也许可以改变这个现状。
同时，桓温也在奏疏里坦言了当时官场上的风行朋党之争，因政见不同而相互倾轧。
比如曾经的“荆扬之争”就是东晋内部最大的内耗，从早期的王导和司马睿，再到庾亮和陶侃，再到殷浩和桓温。整个东晋朝廷内部被割裂成荆扬两块，这两块时时刻刻在较劲着，所以中央集权到现在也实现不了，直到桓温统领了荆州与扬州的事务才结束这种内耗。
再比如冗官现象突出、办事效率低下。东晋这个政权冗官现象之所以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衣冠南渡”带来的负面影响。人浮于事的直接后果就是朝廷事务处理效率低下，办事相当拖沓。一个分散无法集权，又因冗官而人浮于事的政府又如何能高效运转呢？
此外，桓温还在奏疏中提出要重视机要政务，对公文案卷的处理要限制时日，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即办制，简单事立即办，复杂事限时办，特殊事紧急办，类似于后世社会里的“放管服”。
此外，桓温还在奏疏中指出要明确长幼之礼，奖励忠实、公正的官吏等等。
在这篇传世的奏疏中，桓温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让东晋寒门素族接受教育，给他们晋身之阶。
桓温以雄浑的文笔论证一个道理：士族高门把持教育会弊端丛生，要想富国强兵、光复中华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兴办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
桓温这是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教育问题的，要想摆脱历史的宿命，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教育普惠于国民，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们过的更好，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在这种不停的阶层流动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更加富强。
桓温这种不拘门第、选贤任能的言行，对当时以家世为标准选才的“九品中正制”，无疑是很大的冲击。
因为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世族门阀完全垄断中央政权。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贵族仕进、升迁和垄断政治的工具，进一步确立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政治准则，导致了“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现象。高门士族世代担任高官美职，寒门青年则无晋升之阶。
所以当桓温这份奏疏被交到司马丕的御案上之后，引起了司马丕的极大的关注，在仔细阅读了桓温的奏疏之后，司马丕不禁暗自称好，并马上把这份奏疏转交给了丞相司马昱，并批示道：“管仲曾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
其实司马丕是个不错的皇帝。他登基后不久就大赦天下，同时下令减免赋税，一亩只收二升。冬天到了，考虑到民众生活艰难，司马丕还赏赐大米给贫穷户，每人五斛。
为了发展农业，司马丕甚至亲自下田当农民，体验种田的生活。
隆和元年十二月，天空出现了“日食”现象，在古代日食这种现象意味着凶兆来临，因为太阳象征着帝王，太阳黯淡无光，意味着是国家将会陷入纷乱。
日食现象是对帝国的警告这一思想起源于西周幽王时期，周幽王在烽火戏诸侯那一年之前的五年，就曾发生过日食现象。当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上天迁怒于周幽王的不务正业，沉迷美色，然而周幽王却不以为然。
果不其然，五年之后西周灭亡，从此以后大家就对日食是给帝王的警告这一思想更加坚信不已。
到了西汉文帝时期，天空又一次出现了日食现象，汉文帝不同于周幽王，就觉得这个日食现象，是不是因为自己当皇帝期间做得事情有所失德，所以才会让上天愤怒，引得天狗来吃掉太阳。
汉文帝左思右想，不断地反省自己，最后颁布了《罪己诏》，也就是将自己反省的内容写在上面，昭告天下。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颁布《罪己诏》的皇帝。
正是因为汉文帝会反省自己，并且会做出实际的改善，所以就有了古代的第一个盛世，俗称文景盛世。
司马丕显然是想当汉文帝而不是周幽王，所以在发生日食现象之后赶紧反省，是不是赋税太多了？以至于上天都表示有意见？于是立即下令继续减免赋税，同时更改年号，改明年为兴宁元年。
由此可见，司马丕除了喜欢修炼长生不老之术乱吃丹药之外，在政治上还想有一番作为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司马丕才会对桓温的奏疏如此感兴趣，并马上指示丞相司马昱好好研究研究。
然而，作为着名的清谈政治家的司马昱，显然要比司马丕在现实的多，司马昱很清楚东晋的立国之本就在于门阀政治，正是靠着几个高门大族的支持晋元帝司马睿才得以在江东立足，若是打破了这种门阀政治，那么东晋王朝也就会分分钟解体，所以，在除了第七条续写《晋书》司马昱觉得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外，其他几条基本上都被他搪塞过去了，桓温所期望的改革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